中國幾千年以來，能把扶貧提高到國策層面并形成系統的行動綱領，當屬本屆政府。一來因為不扶貧不行，二來我們今天初步具備了系統扶貧的基礎與條件，三來可以進一步拉動內需，四來可以匹配當前國家推動的供給側改革。可以說，現代意義上的強國，沒有哪一個國家不是經過大扶貧而發展到今天的，美國、德國及日本皆然。目前中國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可人均收入還排在世界第80位左右，國內仍然有7000多萬貧困人民連吃喝等基本生活都成問題。貧困，成了與中國這個發展中大國極其不協調的畫面。正如諾貝爾獎委員會在一次頒獎后表示，“除非大量人口找到擺脫貧困的辦法，永久和是無法實現的。”就這個意義而言，扶貧不僅僅是中國的樣本，同時更為世界減貧事業提供借鑒與智慧。于是，我們必須要扶貧，而且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扶貧，是“精準“扶貧!精準者，精細準確也。當然，同時也說明以前我們的扶貧不怎么精細準確，或者說我們將要做得比以前更精細更準確之扶貧!

一、問題的提起|什么是精準扶貧?

什么是貧?貧者，“分貝”也!即“錢財從一家轉移到多家”之謂矣，或者說“家財被多頭轉移出去，家室空空”也。從這種意義上來說，貧與窮是有區別的，貧與弱更是區別大大的。簡而言之，“貧”是有潛在能力或現實能力的，只是需要輔以一定的條件以使其實現良性轉化而已;“窮”則比“貧”的困難程度要深得多，多數是因為自身歷史原因抑或自然條件不允許所致，對其扶持之力度要比“貧”顯然要加大;相比于貧與窮，“弱”則是最深層次的。弱，是乎于無能或低能的群體，所謂的弱勢群體，皆然也!正所謂“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既然是要精準扶貧，當從區別入手，那種眉毛胡子一把抓兼口號連天是沒有多大出路的。蓋因精準扶貧之對立面為不精準扶貧，精準扶貧好比導彈，不精準扶貧好比自由落體炸彈。

因此，如何做好精準扶貧的這篇大文章?答案就是：

給貧者以機會!

給窮者以幫扶!

給弱者以保障!

最后實現富者拉貧者，脫貧者幫窮者脫窮，脫窮者又來保弱，最后實現和諧!至于那種好吃懶做且爛泥扶不上墻的“潑皮”之輩，全然不在此之列!

(一)貧者是誰?

1、做實體經濟，因為經營不善而瀕臨倒閉的企業主;

2、偏遠鄉村的中小學教師(含臨時編制的代課老師);

3、北漂南移且行蹤不定的自由職業者;

4、剛剛走出校園(或者在校的創業者)的大學生;

5、返鄉農民工;

6、屢戰屢敗并屢敗屢戰的創業者;

7、在股海里倒坎的眾多玩票一族;

8、微電商一族;

10、死活不愿回鄉的城市農民工及其他們的子女;

11、城市普遍的一般無業者;

12、國企下崗職工;

13、田土被征用并一夜得到幾百萬但又不知道干什么的農民兄弟(此類人隱患極大);

14、農村待業青年;

15、離婚單身并帶孩子的中產階層女性;

16、刑滿釋放的中青年人群;

17、有干勁但沒有方法的正在路上的創業者;

18、問題青年一族;

19、啃老階層;

20、關乎國家重大項目而被迫移民一族(如三峽工程之類的移民);

(二)誰是窮者?

21、上有老下有小且只靠個人薪水開支的中產階層;

22、家庭勞動力少卻老弱病殘多的農村家庭;

23、呈板塊化的資源匱乏環境極端且惡化人口特多的少數民族區域;

24、半文盲且又天分極低人群;

25、產業結構單一的偏遠農村地區;

26、農村留守兒童與空巢老人;

27、農村或鄉鎮輟學少年及兒童;

28、謀生手段極差的城市無產者;

29、民風民俗極其老化與落伍的且沒有現代意識的純粹少數民族地區;

30、破產者;

(三)弱者白描

31、孤寡老人;

32、大病及長病者;

33、失去勞動力且無人照顧或照顧不及的殘疾人群;

34、有生理缺陷的人群;

35、純文盲的農村困難戶。

當然，上述描繪還不能反映全部，但基本面就是這些。自古貧窮者，有些是貧則貧矣，而有的則是貧則要生亂。因此，我們系統的精準扶貧戰略設計及其實操，要基于“防治結合”策略，既要未雨綢繆，又要拔除窮根。

二、問題的剖析??精準扶貧也是一場改革

(四)精準扶貧的空間布局及其戰略目標。

國家將六盤山、秦巴山區、武陵山區、烏蒙山區、滇桂黔石漠化區、滇西邊境山區、大興安嶺南麓山區、燕山?太行山區、呂梁山區、大別山區、羅霄山區等區域的連片特困地區和已明確實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川藏區、新疆南疆三地州，作為扶貧攻堅主戰場。大體區域，主要集中在陜西、甘肅、寧夏、貴州、云南、廣西、西藏、新疆等省與自治區，基本是處在要么戈壁沙漠與窮山惡水，要么極為傳統的少數民族聚集的大西部地區。從全國23個省，5個自治區，4個直轄市及兩個特別行政區的整體扶貧布局而言，核心是要實現南北的人文交融，東西的經濟互補。

一直以來，我國始終堅持普惠政策和特惠政策相結合，先后實施《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4-2000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在加大對農村、農業、農民普惠政策支持的基礎上，對貧困人口實施特惠政策，做到應扶盡扶、應保盡保

就扶貧標準而言，2008年以前中國政府設定兩個扶貧標準，即絕對貧困標準和低收入標準。

1986年的絕對貧困標準為206元;

2007年為785元;

2000年的低收入標準為865元;

2007年底為1067元;

2008年，絕對貧困標準和低收入標準合一，統一使用1067元作為國家扶貧標準。中國目前的貧困線是2011年確定的，農村(人均純收入)貧困標準為2300元，這比2010的1274元貧困標準提高了80%。按2011年提高后的貧困標準(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2300元人民幣/年)，中國還有8200萬的貧困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13%，占全國總人口十分之一。經過此次大幅上調，中國國家扶貧標準線與世界銀行的名義國際貧困標準線的距離為史上最。國際貧困標準1.9美元。

就而論，中國的扶貧，尤其是本屆政府的精準扶貧，是以政府主導，并把扶貧開發納入國家總體發展戰略，開展大規模專項扶貧行動，針對特定人群組織實施婦女兒童、殘疾人、少數民族發展規劃。堅持開發式扶貧方針，把發展作為解決貧困的根本途徑，既扶貧又扶志，調動扶貧對象的積極性，提高其發展能力，發揮其主體作用。我們發揮中國制度優勢，堅持動員全社會參與，構建政府、社會、市場協同推進的大扶貧格局，形成跨地區、跨部門、跨單位、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多元主體的社會扶貧體系。計劃是要到2020年，中國將通過產業扶持、轉移就業、易地搬遷、教育支持、醫療救助等措施實現5000萬人左右貧困人口脫貧，完全或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2000多萬人口全部納入農村低保制度覆蓋范圍，實行社保政策兜底脫貧。

(五)精準扶貧也是深化改革。

我所理解的精準扶貧，其實就是一場改革。既然是改革，就必須按照改革的規律來實施，而絕不是大家輾轉并圓滑騰挪于“搜腸刮肚覓噱頭、歇斯底里喊口號、領導現場照張相、舉手拍手齊通過、回頭一看還老樣…”。我自小生在并長于農村，而且是少數民族農村，對于什么叫貧困或者扶貧，是有著相當深刻體會的。因此，真正意義上的有效扶貧，我想絕對不是過多的去糾結于“扶貧技巧”，而應當是老老實實地按照改革規律行事。可以說，改革就是扶貧，扶貧也是改革。那么，什么是有效的改革呢?凡古今中外有效的改革，均滿足并符合以下幾點：

A、首先確認，是否非改革不可，不然沒有出路;

B、理性的頂層設計與民間自覺相結合;

C、改革不是利益的簡單再分配，而是創造財富的最大化;

D、必須突破當時的體制限制，并進而跟進相應的機制設計;

E、全體參與者實現最大化的共贏。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扶貧其實也是一種商業行為，絕不僅僅只停留在道德倫理層面，因此我們才有扶貧要用市場化的手段一說。我們沒有必要把扶貧刻畫得那么凄慘，那么悲涼，不然，心態放不開，工作也做不好。難道不是嗎?人類歷史的發展，就是這樣一路走到今天的。給腳扶貧，有了馬車;給扶貧，有了筆墨紙硯;給手腳的技擊扶貧，有了槍炮;給眼睛扶貧，有了望遠鏡與顯微鏡;給耳朵扶貧，有了電報電話……再讓這些載體進行交易與轉換，就生出了金錢與財富。商業這東西，就是這么厲害，要不然怎么動輒就談“市場手段”呢?今天中國的扶貧一樣，一扶貧，大家口袋里有了紅太陽，消費拉動了，投資跟上了，社會也和諧了，一箭三雕。做好這項工作，我們需要做好四個步驟，即：要扶誰?誰來扶?怎么扶?扶多久?扶貧這件事，是全國性的事情，扶貧問題說到底，就是幾樣東西：對象的鎖定、空間的布局、策略的實施、時間的框定、效果的評估、過程的督導。

(六)改革就必須用發展的眼光來研究精準扶貧。

中外歷史均表明，均衡發展總是相對的，不均衡發展則是絕對的。一個地方發展的各種條件的成熟往往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就是說，我們究竟要選擇哪個因素能夠發揮決定性作用，是沒有固定模式的。例如吧，沿海是最便利經貿活動的，但是發達的瑞士、奧地利是處于歐洲大陸中心且多為山地，而芬蘭、愛爾蘭等沿海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卻比它們晚了許多。但是，這些國家的共同之處是，各自都走出了一條不同的發展道路。尤其隨著今天科技進步、經濟市場化和全球化的不斷演進，資本和原料緊缺日益緩解，運輸成本的比重也不斷減小，信息的可獲得性普遍改善，影響內陸地區發展的傳統不利因素作用將會越來越小。與此同時，環境污染相對較輕、人口密度相對較低、經濟開發程度不高等，進一步增強了中西部和欠發達地區的后發優勢，為其實現跨越式發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必須尊重產業集聚的自身規律，利用其帶動擴散作用，形成各種產業區域。從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經驗來看，有的城市就是憑借一所或幾所大學成為新興產業集聚區域，比如美國的硅谷、印度的班加羅爾，我國也顯現出了這種勢頭。那就是要依托高等院校、科研基地，發揮好企業的技術創新主體作用，加強產學研合作，形成若干具有強大帶動力的創新城市和區域創新中心。依托通商口岸、重要港區等資源，大力發展口岸經濟，形成臨港產業集聚區;依托風景名勝區、休閑度假區，加快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形成高端產業集聚區。誠如*說的：“扶貧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準扶貧，切忌喊口號，也不要定好高騖遠的目標”。

三、問題的解決??論精準扶貧的十大關系

第一、精準扶貧與供給側改革。《論語?季氏》一章，整段話是這樣的：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其意思大概是：不論是治國還是管家，不是憂慮物質的匱乏而是憂慮物質財富的分配不公，不是憂慮社會的貧窮而應憂慮社會的不安定，只要分配得公正就沒有貧窮，社會和諧了就沒有匱乏，安定了就不會垮臺。　這段話是孔子對他的弟子冉求和子路說的。由于春秋末期社會動蕩、貧富分化，孔子主張處于這樣的亂世首先應當保持內部的穩定。他這里所說的“寡”是短缺，稀少，“貧”的含義與“寡”沒有本質不同，貧窮和短缺不外乎物質上的匱乏。“均”是均、均衡。“安”是安定、穩定。無疑地，精準扶貧作為未來的一項充滿正能量的國家戰略，有高度，也有難度，它必將經歷“政府主導??民間脫貧??自覺脫貧??同步小康”的過程。這幾步中，最核心也是最復雜的環節當在民間脫貧到自覺脫貧階段，蓋源于此一階段，既講要個體的自覺，也有相應的宏觀環境的影響。就是說，導致貧窮的原因，一個是生產力的問題，一個是分配的問題。那么，我們要問，扶貧與改革側改革有關系嗎?有，而且很大。改革開放幾十年以來，我們主要靠四大動力在驅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1、國內成本要素低;2、后發優勢并伴隨的模仿紅利;3、出口拉動;4、周期性的貨幣刺激。而時至今天呢?當然，這四大優勢已經在逐一削弱乃至消失，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解決之方略便只能是：(1)逐漸清除過剩產能與“僵尸”企業;(2)大幅度地消減金融杠桿及其關聯債務;(3)大面積地降低運營的系統成本;(4)構建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及其發展動力。按照我們前邊對精準扶貧的內涵及其外延的剖析，自然就很明了他們二者的關系了。因此我們說，精準扶貧的徹底成功，既要我們的生產力足夠發達，同樣也要我們的生產關系(尤其是分配方式)能根本匹配。

什么叫供給側改革?其實他主要是針對需求側改革而論的。需求側改革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供給側改革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四大要素。供給側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以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數量。那么，我們為什么要進行供給側改革呢?接著上邊的話，其實自2007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就已經開始在逐年下滑，但需求刺激效果甚微。就是說，需求不足是表象，供需錯配才是實質，因而需要從供給側改革端著手改革。在具體的實操上，中央也在陸陸續續出臺政策。比方說，在勞動力上，第一是放開生育政策補充人口紅利，通過戶籍制度的改革，刺激和發展服務業，同時實施精準扶貧與注重教育;第二、土地制度改革，核心主要是確權和加速農地流轉，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第三、資本要素改革主要是降低企業成本，提升企業盈利;第四、創新層面主要是構建新的激勵機制，讓資本與市場及其創新意愿充分對接，及其政府的簡政放權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等等。這么說吧，精準扶貧與供給側改革是并行不悖而又良性互動的。

第二、精準扶貧與區域產業。一個人、一個家，一個地區的精準扶貧，尤其是貧困區域，關鍵是要找到一個抓手。無疑地，這個抓手往往就是產業經濟，而且是具有比較優勢的地方產業。以湖南安化為例，他的抓手就是享譽全國的茶葉品牌??安化黑茶。安化縣年集中致力于擴基地、提品質、強品牌來系統打造安化黑茶產業。使其逐步成為區域內規模最大、品牌最響、綜合效益最高、帶動能力最強、從業人數最多、成長性最好的富民主導產業。并廣泛吸納貧困農戶進入市場經濟圈，使貧困人口真正參與改革進程，共享改革成果，成為了該縣精準扶貧的中堅力量。年底，安化縣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由1993年底的65.3萬人減少至13.38萬人，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993年的677元增加至6196元。誠然，產業經濟一旦選準，就要下大決心集合絕大部分力量使之產業規模化、化，斷不可過分多元化，最后還把自己的主業稀釋掉。須知，區域經濟的發展，其實質就是區域與區域之間的競爭而不斷實現財富疊加而來的。

第三、精準扶貧與電商發展。以電商作為抓手的精準扶貧，是目前最風行的。較為成功的有幾個地方，浙江臨安，陜西榆林、江蘇沙集，甘肅隴南等等。他們的成功，都跟電商有關，其實質，就是把本地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加上互聯網，最后產生爆品的過程。從經驗而論，貧困區域要做電商扶貧，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1、目前的區域電商運營，主體是靠政府來主導并提供背書，然而政府的優勢主要是在短期之內集聚人財物智做事，而市場的開拓及其成效是有個過程的。加之政府人員的市場專業度和深入市場的程度有限，如果一貫性不夠或者區域企業成長期過長，勢必會造成“爛尾電商”與走形式;2、電商未來的發展，將逐漸以移動端為主，我們的很多微商，尤其是農民朋友，要與時俱進，不然被淘汰;3、區域政府要做好現代物流體系的打造及其金融改革的配套;4、政府的前期主導及其過程引導，一定要做好自身的功能定位，要按市場規律辦事，重點是搞好輿論引導與投資營商環境的打造。不然，會造成離開“扶”后，馬上又返“貧”。

第四、精準扶貧與大旅游業。但凡旅游搞得好的地方，往往當地居民的幸福指數與經濟收益都較高。旅游業是低碳經濟的典范，也是踐行未來“兩條底線”的主流經濟。我為什么要說是“大”旅游業呢?因為未來的旅游業，無論廣度、寬度還是關聯度，都將比傳統意義上的旅游業大得多得多。作為藏富于民最為典型的行業，旅游業自當是精準扶貧的核心抓手。需要說明的是，現代意義上的旅游業，已經不是傳統觀光目的地的玩法，要率先打破“門票經濟”思維，繼而用分享經濟的理念來統籌區域旅游經濟，拉長旅游產業鏈，最大化地實現當地居民的利益均沾。

第五、精準扶貧與文化產業。分享經濟時代，文化產業必然會迎來井噴，因為文化的財富轉化形式，主體是以分享與體驗來實現的。文化產業是個很大的概念與課題，但歸結起來，其產生與發展過程就幾步：價值取向??內容生產??工具選擇??分享臺??表現形式。就當前文化產業的價值取向而論，主要包括五個大方面：1、主旋律(國學復興、紅色文化);2、山清水秀;3、民族;4、家園鄉愁;5、后都市文化。具體實操(略)

第六、精準扶貧與創新創業。我們說精準扶貧也是一場深化改革，因此我們當高看他，看高他，并將精準扶貧與創新創業兩者有機結合起來。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精準扶貧已經包含了創新創業，創新創業是內化了的精準扶貧，其實很多創業的原始沖動及其理性選擇，多是為了脫貧。所謂家業，你得有了業為基礎，家方才穩。記得2011年由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合作出版的《貧窮的本質》一書曾指出：“多年來扶貧政策大都以失敗告終，原因就在于人們對貧窮的理解不夠深刻，鋼沒有用在刀刃上”。要改變貧困，就要改變“幫扶就是幫錢幫物”的傳統觀念。代之而起的應當就是把“我幫扶你脫貧”變為“你自己想要努力脫貧”，顯然，這條路就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因此，我們要根本研究的，是如何對他們“扶上馬、送一程、管幾年”。如果沒有從這個角度去理解精準扶貧，如果沒有從貧窮者自救的立場去看問題，則“返貧”的現象就在所難免。至于在這個過程中所謂的“整村推進、連片開發、移民扶貧”等等，我認為只是操作手段而已，核心還是他能夠根本自立、自助、自扶。你想想，換個地方住就叫扶貧了嗎?要從根上來解決，要讓我們的被扶對象從內心深處引起必要的內省方為上策。

第七、精準扶貧與金融創新。做任何事情，核心就三大要素：辦法;金錢;人。可以說，金融不創新，精準扶貧是很難推進的。我一直認為，扶貧就是商機，最大的商機就是最大的扶貧。你銀行大企業你不敢放款，擔心風險高，那么對于帶有剛需性質的農產品經濟你是可以嘗試的呀。如果再往里邊研究得深一些，是大有可為的，因為農業經濟的周期性明顯，加之放貸數量不大，做得好，是可以聚沙成塔的。以貴州省為例，年來即以“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實施精準扶貧??發展農村普惠金融”為主線，圍繞“引導涉農信貸投入總量持續增長、推動地方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降低三農信貸融資成本、加大政策資源整合、改善金融生態環境”等六項工作重點，切實降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信貸融資成本，深入推進金融扶貧服務，實現了銀企與銀農的共贏。同時建議，有關職能部門(農委、科技、文化、發改委)的專項資金的運作方式要革新，可以把項目款(其實很多是被以尋租的方式發放的)匯總，以產業基金的方式有償定投關聯行業企業，促進產業升級的同時，也讓其普惠的面更廣。

第八、精準扶貧與全面教育。事實證明，教育要為產業服務，但不能簡單地將教育進行產業化。同時，教育的本質是讓人的“身心腦”得到解放，進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非為了空洞的虛榮做教育。我們為什么要提“全面教育”呢?一來每個人的自我教育是一輩子的事，二來知識結構是為思考方式服務的，會面臨經常性更新。基礎教育要強力推，技能教育要巧妙推，智能教育要重點推，教育要擇人推。教育的面一旦做寬以后，教育業的本身也是一個很好的精準扶貧體系，以實現整個社會的良性發展與互動。扶貧先扶智，扶智則必須是全面教育的先行。

第九、精準扶貧與社會保障。我們知道，今天如果有一到兩個老弱病殘孕的家庭，本身就是個負擔。上述中的每個人的日常照料，都必須有個專人負責。你還別說發展什么事業，能夠將他們照顧好就已經很不錯了。因此，這個時候我們的政府或者社會能夠有這個系統去幫扶好這件事，自然就和諧了。為什么呢?因為你相當于讓這個家庭里的勞動力解放出來了，自然就有生產力了嘛。如果不從根上幫扶好弱的群體，他們就會讓窮的更窮，貧的更貧，惡性循環，所以我們說，扶貧這絕對不是單面的人道主義那么簡單。你想想，對于絕對貧困家庭來說，他們每天掙扎在是否活得下去的現實困境當中，在他們的世界里，沒有儲蓄，沒有創收，甚至沒有生活。甚至比這些更糟糕的是，他們長期生活在與貧困對抗的絕望和沖突中，貧困均衡很難打破，他們“貧窮志短”，自然就缺乏了改變的欲望和信心，認為這就是所謂的“命”。因此，貧困地區的廉價資源和勞動力所剩無幾，又缺乏內生動力，不管是外界一時的幫助，還是貧困人民一生的勤勞，或許都無法改變命運。因此，解除他們的后顧之憂，得把社會的保障兜底做好，這是精準扶貧里一個很重要的戰略

第十、精準扶貧與大數據戰略。*說：“要把扶貧攻堅抓緊抓準抓到位，堅持精準扶貧，倒排工期，算好明細賬，決不讓一個少數民族、一個地區掉隊”。其實，大數據的思維及其關聯手段，就是實現精準扶貧的主要輔助，唯有以數據行事，效率提升的同時，還能大大提高扶貧的質量。貧窮是什么?是吃不飽嗎?是看不起病?上不起學嗎?過去國家扶貧的措施基本是從吃得飽飯、能看病、能上學等方面入手來擺脫貧困，但為什么還有7000多萬絕對貧困的群體呢?前段時間，一名自稱來自湖南某村村民，給上級領導寫了一封““扶貧名單不公、不精準”的投訴信，希望引起領導的重視，給真正貧困人口翻身的機會。他在信上說，村里的扶貧主要扶領導干部的親戚，而自己一家四口常年擠在一個40米、墻磚大裂漏雨的破爛房子里，卻沒有被登記和通知。從投訴信中，我們能看到過去扶貧工作存在沒有扶到點子上、實惠也沒真正落到貧困人口身上的問題。例如，貧困居民數據來自推測估算，扶貧資金“天女撒花”，人情扶貧、關系扶貧造成應扶未扶、扶富不扶窮的社會不公，甚至滋生腐敗。很顯然，當我們的扶貧人員的正能量不足，發心不正或者麻木不仁，加之我們的扶貧手段落后，那么不管我們領導層的決心多大，其結果也只能是敷衍塞責草草了事。

周朝的開國丞相姜子牙有句名言：“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因此，我們的扶貧人員應當是一群有道德修為，行事果敢擔當，工作高效得當的專家構成的強大方陣。扶貧攻堅忌諱含含糊糊、畫粗線條、搞一刀切的扶貧方式，關鍵在找準找實貧困戶，把家底摸清、把情況搞準，從而根據具體情況、貧困戶家庭人口、家庭財產及收支概況、產業特點、氣候條件、環境因素等，制定出具體可操作性強的幫扶措施。而具體怎么扶?現在，我們來看看一份廣東精準扶貧幫扶“雙到”(規劃到戶、責任到人)模式中，發現精準邏輯。

?扶誰的貧??對3407個村36.7萬貧困戶158.6萬貧困人口建檔立卡;

?誰去扶貧??全省派出3541個工作組11524名干部進村駐點;

?用什么去扶貧??籌集227.3億元資金為“雙到”提供支撐;

?如何去扶貧??創造金融扶貧、勞力轉移扶貧、產業扶貧、移民搬遷扶貧等扶貧模式。

這十條，前邊八條主要針對“扶貧”，后邊兩條主要針對“去窮”與“保弱”，我們要做的，給貧者以機會，給窮者以幫扶，給若者以保障!我們要恒記住：扶貧絕對不是施舍，扶貧本是一場改革;扶貧更不是短期的救窮，扶貧主要是長期的救“急”。

從兩年對貧困宣戰的態度中，我們看到國家的責任變得極其確定、明確和巨大。*對新一階段的扶貧工作提出精準的要求，這意味著，要撬起貧困大山的支點，就要要利用精準這根杠桿。精準扶貧是個系統工程，長期工程，重點工程，也是一項跟你我他(她)都有關系的大事業。最后，請允許我用一句老歌詞結束我們今天的話題：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世界將變成美好的人間!